我第一次到巴西是一九六五年,这次(一九八四年三月)是第五次,距离上一次(一九七一年)已经相隔十三年之久。这次特会释放了一系列有关“神圣的经纶”的信息。(见“神圣的经纶”一书,收录于本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。)离去前,我愿意和此处的华语弟兄姊妹有些交通。经过在主面前寻求的结果,我就简单作我个人蒙恩的见证。
 
幼年所受的栽培和教育
  我的母亲是第三代基督徒。我的外曾祖父是南浸信会热忱的教友。母亲年幼时与外祖父同住,并被送到南浸信会办的学校读书。大约十五岁的时候,她在南浸信会受浸,然而她没有真实的得救,但她完全赞同基督教。我的父亲务农,母亲与父亲结婚后,一共生了七个孩子,我排行第六。因着母亲赞同基督教,也就把我们带进基督教,并常用圣经故事教导我们。我是在烟台浸信会办的小学读书,也参加南浸信会的崇拜和主日学。可以说,我是在基督教里受培养并受教育。虽然我赞成基督教,却没有信主得救。
 
彻底的得救并奉献
  由于家境贫困,前途的希望都系在教育,所以我尽力用功读书,特别在中文和英文方面下功夫。一九二五年四月,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传道人,应邀到我家乡烟台,在南浸信会礼拜堂传福音。那时我十九岁,很好奇要去看这位年轻女传道人传福音,因为已往从未有过这样的事。一天下午,我去听她传讲,会众约有一千多人。她的信息说到撒但如何抢夺并霸占神的子民,正如法老一样。那个传讲非常有能力,我清楚看见撒但是借着世界来霸占人。当时,我是个有雄心的年轻人,竭力要完成自己的学业,但那次的传讲彻底把我这个人抓住了。我里头深受感动,敞开自己并呼求主名。那天下午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里头甚是喜乐,我告诉神说,“神啊,我感谢你,是你救了我,我不要再被撒但霸占。虽然我现今还在读书。但我要对你说,从今以后,我要去传福音,就是撒但将全世界给我,让我作王,我也不要。我不要被撒但霸占,我要跟从耶稣。我愿意作传道人,勤读圣经,一村一村的去传福音。即使是喝山水,吃树根,我都愿意。”那时,我是真正得救了。我一得救,立刻就向人作见证,并且变得宝爱圣经,勤读圣经,也尽所能的去搜集解经的书。
 
在语言上受装备
  我的二姊当时在南京的一所女子神学院读书,她经常为我的得救祷告。那年夏天二姊回家,得知我受浸得救,非常喜乐。她劝母亲说,“我们家里穷,没有什么前途。现在,四弟信主得救了,他很会读书,英文也读得不错。妈妈,好不好将祖先留下来的祖宅卖掉,送四弟到美国长老会办的英语专科学校读书。”在当时,那是一所高等学校,就是所谓的贵族学校,学费非常高,全数是用英语教学。我的母亲同意这事,就把祖宅卖掉,送我到英语专科学校读书。那是一所非常洋化的学校,从制服到日记簿,都是从美国运来的。全校学生约有五百位,有十七位美籍老师授课。得救之后,我非常认真读书,成绩优异,在学校为主作见证,甚得美籍校长的疼爱。如今回想起来,实在是主的主宰和预备,为着祂在地上的工作。我六十岁的时候,主带领我到美国作工,许多人都惊讶我竟然能用英语传讲信息。这真是主奇妙的预备。
 
主的呼召与提醒
  毕业之后,主在我里面发出呼召,提醒我不要忘记得救那天对祂说的话,就是要带着圣经,一村又一村的去传福音。我对主说,“我的母亲不顾族人反对,将祖产卖了,供我和弟弟在英语专科学校读书。如今我毕业了,弟弟还有两年才毕业,每年的学费很高。主啊,求你准我去作事,赚钱来供应弟弟。一旦弟弟毕业,我就去传福音。”这样祷告之后,我里面也平安,就着手去找工作。凡从英语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,都会有很好的工作机会。最终,我进到一家洋行,有很高的收入,可以供应弟弟的学费。两年之后,弟弟也信主得救,并且毕业了。
  那时正值招考烟台的海关人员,本该是最高的税务师亲自招考,但那一次特别开例,由当地的税务师代表招考。结果弟弟考了第一名,立刻进海关作事。在五十多年前,海关人员的月收入就有三百多元,是非常优渥的。这时,主又提醒我:“你不是说,等弟弟毕业之后就去传福音么?现在,你弟弟不仅毕业,还进了海关,每月收入三百多元。你怎么样啊?”那时,我真是软弱,又与主讨价还价,说,“主啊,是的,之前我还没有孩子,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。我去喝山水,吃树根不要紧,但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怎么办?”老实说,我实在没有信心放下职业全时间服事主。就这样一拖延,又过了两年。
  我得救之后不久,就开始与一班很注重圣经知识和教训的基督徒一起聚会。那是弟兄会的聚会,我与他们在一起七年半之久。每周有五次聚会,无论刮雪或下大雨,我都不曾缺席。他们讲解圣经实在讲得好。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二年夏天,我在弟兄会教师的门下受教导,认识圣经。那是我一生记忆力最强的时候。
  一九三二年,主在我的家乡兴起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召会。因着七年半之久在弟兄会中间受教,所以一开始聚会,我也能释放一些信息,并且越讲就越丰富。我们从七月开始聚会,到了年底,就繁增到六、七十位。由于聚会场地无法容纳这么多人,我们就换到另一个更大的场地。到一九三三年春,人数将近八十至一百位。到了夏天,就有一百多位。当时,我每周主日要传讲两次信息,加上周二和周四各讲一次,一周至少需传讲四次信息,又在洋行里担任重要职务,实在疲累。五十多年前,中国北方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。在烟台召会中,我和弟弟二人收入算是最多的,不仅能供给会所的需用,还有余力可以顾到缺乏的圣徒。
 
辞去职业全时间事奉主
  八月初,主又在里面提醒我:“你忘记对我所说的话了么?”我因此与主挣扎了三周之久。一天晚上,我在书房里仍然跟主讨价还价,我告诉主:“我现在有三个孩子要养育,不仅如此,聚会租房子、搭凳子等一切的需用,都是靠我和弟弟供应。如果我放下职业,就无法顾到这些需用。再者,我一家五口的重担,要靠谁养活呢?”我就这样一直跟主讨价还价。末了,主重重地责备我说,“你顾到神的国和神的义,这一切我都要加给你。你再讨价还价,就是存着不信的恶心,将活神离弃了。”我被主对付得没有办法,只好噙着眼泪对主说,“主啊,是的,我明天就去辞职。”我的总经理是洋人,也是基督教里的执事,说什么就是不肯让我辞职,但我非常坚持必须去传福音。
  辞职后隔天早晨,我到邮局就收到一封从东北长春寄来的信。我从来没有和长春的人通过信,打开一看,信的内容提到:“我们是长老会里的传道人、长老和牧师,约有二、三十位,都是有追求的,听说你在烟台很为主用,盼望你到我们这里来讲道。”收到这封信,我心里明白这是主作的,昨天才刚辞职,今天就接到请我去讲道的邀请函。这是我首次受邀到别的城市尽职。我拿着这封信到公司去见总经理说,“昨天我答应你等办完交接再走,但是今天我收到从东北来的信,请我去讲道。所以,我必须先去东北三周,回来之后再办交接。”经理答应让我去,我就搭火车到了东北长春。这一传讲,听的人都开了,就说,“李弟兄啊,我们都要受浸。从前,我们都是接受点水洗,今天我们可以到河里,你再为我们施浸吧。”他们一群人,男女老少,有作长老、传道人和执事的,也有家属,大约二、三十人,全都受浸了。他们说,“从今以后,我们要擘饼。”我就和他们一同擘饼。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间的事。这是东北第一个召会的缘起。我在东北的时候,洋行总经理写信告诉我要晋升我的职位,又给我加薪等等。我受试诱要在公司多留几个月,好在年底得到大笔红利。这实在是撒但的试探,如同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。
  当我从东北回家时,弟弟拿给我一封上海书房寄来的信。我打开一看,上面署名倪柝声。这封信很短,说,“常受弟兄,关乎你的前途,我觉得你应该全时间事奉主。你感觉如何,愿主引导你。”当下,我的眼泪立刻掉了下来。我一看日期,是八月十七日写的,那正是八月头三周,我为着是否放下职业,一直和主挣扎的期间。我很纳闷,倪弟兄怎么知道这事?收到他的信,我里面直觉这是出于主的,立刻醒悟过来,说,“主啊,我清楚了,明天我就到公司辞去职位,等办完交接的事之后,我要全时间事奉主。”
 
在一道流里带进祝福
  辞职之后,我觉得必须到上海去找倪柝声弟兄,问他为何写那封信给我。到了上海,倪弟兄接待我在他那里作客。当我问他这问题时,他回答说,“常受弟兄啊,我是去欧洲访问,回国途中,船航行到地中海,风平浪静。有一天,我为着主在中国的工作祷告,里头就有一个感觉,主要我写信给你,告诉你应该全时间事奉主。”倪弟兄把信寄到上海福音书房,再从上海转到烟台,所以等我收到时,已经是九月了。我一听,很清楚这完全是主作的。另一面,我也觉得倪弟兄是一直留在主的同在里,否则我在中国挣扎到底是否要全时间服事主,他远在地中海的船上,怎能感觉得到?
  之后,我在倪弟兄那里住了三、四个月。有一天,他来找我说,“常受弟兄,我们这里的同工都觉得,你应当把家眷接到上海来,和我们一同作工。你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吧。”于是我就到主面前寻求。主给我看见,在使徒行传里,工作的流只有一道,从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,从安提阿再到小亚细亚,再从那里转到欧洲。虽然我有负担在华北工作,但主在中国工作的流必须是一。这流已从上海开始,我应当先进到这道水流里。若是主要在北方作什么,也应该是从上海流到北方。这样就只会有一道水流。基于这个启示,我就决定到上海与倪弟兄同工。从一九三三年秋直到一九三五年冬,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,向倪弟兄学习,接受他的带领,并与弟兄们同工。因着在一道流里作工,主的祝福就从上海流到华北,甚至到了东北,各地召会明显都蒙主祝福。
 
在危难中受主异象的加强
  一九三七年夏天,日本入侵中国,战事兴起。十月间,北方的战事相当吃紧,弟兄们要我从汉口返回北方带出家眷,和弟兄们一同退到内地。因着眷属较多,同时许多圣徒仍然留在那里,我觉得一时无法离开他们,就这样在烟台留了下来。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底,烟台召会有了一次空前的大复兴。将近八百位圣徒几乎个个变卖一切奉献。之后,有七十人移民到绥远,还有三十人移民到东北。当时,在我们中间经常聚会的人数,比烟台其他八个公会的总人数还多。因着这个复兴,日本军队特务机关开始对我起疑心,怀疑我是挂名的传道人,暗地替中国政府作抗日工作。他们伪装成信徒来听道,并暗中调查我。我知道这事之后,也没有太在意,只能祷告神。
  一九四三年一个主日上午,召会有传福音的聚会。按照惯例那是由其他弟兄负责的聚会,所以那天早上我得了空闲。聚会期间,我坐在执事室里,里面清楚感觉,要处理所有的信件。多年来我为主作工,与中国所有省分、南海诸岛,还有海外各国,都有信件的往来。那些信件里有许多不同的人名和地址。我里面感觉非常清楚:必须将那些信件毁掉。我就这么作了。我中午回家去,里面同样的感觉催促我,要清理书桌的抽屉和书柜里所有已往的信件,并将它们烧毁。凡是有嫌疑的,我都丢到炉灶里烧光了。那时,我的妻子和孩子还没有回家,所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。
  第二天早上,我一如往常,不到八点便到会所办事。我刚进会所,两个穿着蓝布大褂的人来了。我一看,便知道一个是日本人,一个是翻译的汉奸。我招待他们,到书房坐一坐。我里面有主的引导,送那军官一本袖珍本圣经。末了他说,“对不起,李先生,请你到我们队上去,我们有些话要和你谈谈。”我知道他们要逮捕我,所以我告诉弟兄们去通知我的家人。
  他们带我到宪兵队的办公处,请我坐一下,就离开了。那时我不知道他们去那里;后来我被释放之后,我的家人告诉我,他们去到我家里彻底的搜查。然而,他们一无所获,只找到一本笔记簿,其中包含雅歌的一页注解。这些注解说到基督徒应该爱主、追求主,如同雅歌里的佳偶追求爱慕她的良人一样。他们将这本笔记簿带回办公处。就这样过了中餐、晚餐,直拖到晚上九点、十点,便说,今天太晚了,请我在那里睡觉,明天再说。那天,他们没有立刻把我下在监里,而是把一个宪兵的床让给我睡。当时,日本兵杀害中国人比杀鸡还轻易,我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杀害。
  在我被日本宪兵逮捕之前,我曾作过一个异梦。梦见自己手里拿着一根手杖,安然的走路,走到一个地方,前面是很陡的下坡,并且是个弯道,下面有四个台阶。我拄着柺杖,一步一步的走下去,突然一只狼犬扑到我身上。那只狼犬的颜色,和日本宪兵队制服的颜色相同。那只狼犬扑到我身上,但并没有害我。一转眼,那只狼犬离开了。突然间,眼前竟是一条康庄大道,非常的平坦,并且宽广无限;那时正值旭日东升。看见这康庄大道,旭日东升,前途无限的光景,我的心便豁然开朗。我醒过来后,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。当我在思想这梦时,我得着了解释。中日战争有八年之久,末后四年在美国参战之后,非常的艰难。这四步台阶是指对中国非常艰难的末了四年战争。杖表征主的恩典。这指明对日抗战的末了四年,日子相当艰难,需要靠主的恩典度过。狼犬表征给我麻烦的日本人,但至终他们没有伤害我。在这个为难之后,旭日东升,眼前有一条宽广无限的康庄大道。这康庄大道,旭日东升,以及无量的前途,使我里面得着莫大的安慰。
  我被日本宪兵逮捕的那天晚上,梦又来了,那只狼犬在我身边左缠右缠,一直舔我,但一点也没伤我。因着前一个梦,我知道日本人还不会放我,还要一直缠我。第二天早晨,他们送我下监,下午就把我带到审问的地方,那里有一桶冷水,有木板凳。他们让我躺在木板凳上,往我口里、鼻子里灌水,也把水浇到我身上,为着逼口供。一连三周,我受他们的威胁和折磨,每天受审两次,每次三小时。
  很奇妙,当他们逼供时,问第一个问题,我立刻知道他们接着要问第二、第三个问题。我一面回答,一面仰望主,凡是我怕我不能答的,我就对主说,“主啊,叫他们不要问。”他们果真一点不问。凡他们所问的,我都能坦荡光明的回答。就这样,他们一直缠磨我,却问不出东西,但是日本人仍是不肯放过我。
  有一回,他们摆出一个阵仗,问我:“告诉我们谁是第一,你的国家或你的神?”这个问题非常威吓人。我若说神是第一,他们可能会将我处死。这时,我里面祷告寻求主的引导,就明白这是他们设的圈套。主给我智慧,要我保持静默,一言不发。那位军官越催促我回答,我越不作声,只是看着他。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不回答。我告诉他,我怕我的回答会冒犯他。他回答说,我不会冒犯他,但是我必须给他一个答案。于是我告诉他:“神当然是第一,国家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”那位军官说,“好,你说神第一,今天晚上我们不给你饭吃。”我接着说,“对我来说,没有什么比神更重要。这饭是从人耕地而来,而地是神赐的;没有地,人就无法耕种,也就无法生产粮食给人吃。所以,神当然是第一…。”那位军官听得不耐烦,就打断我的话说,“好,今天晚上我们不给你东西吃,且看你的神怎么给你饭吃。”之后,他们就送我回牢房。
  日本人不敢将我和其他中国籍的犯人关在一起,唯恐他们获释时,会将我的消息泄漏出去。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希腊青年被逮捕,因为所有的牢房都满了,就被放在我的牢房里。他会一点英文,所以我们就用英文交谈。他知道我是为耶稣的缘故进监,也很敬佩我。那天晚上,日本兵只分送食物给那希腊人,然后以戏弄的态度指指天,意思是他们没有食物给我,让神给我食物吧。那个希腊人问我怎么回事,我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他。这人是个希腊正教基督徒,听了之后,坚持要把他的食物给我。他说,“你非吃不可,你为主受苦,难道我就不能牺牲一点么?”因此,我那天吃了面包和牛奶,比本地人吃的窝窝头还要好。
  隔天,他们把我带出牢房,日本军官还没来,翻译的人先到,他调侃我说,“李先生,你真笨啊,昨天你说国家第一不就好了么,为什么说神第一,以致连饭都没得吃。”然而我心里很清楚,我如果说国家第一,就中计了。他们就是要察看我,到底是挂着基督教的牌子为国家效力,还是真正的传道人,以神为重。后来,日本军官一开场就问我:“你的神给你饭吃没有?”我说,“神实在给我吃了,而且吃得比平时还要好。”
  之后,日本军官又问我一个问题:“为什么你们把聚会称为复兴会?根据我们的调查,其他的团体都不用‘复兴’,而是用‘奋兴’。为什么你们要用‘复兴’?”他们很恨“复兴”这字眼,以为与复兴中华有关。我告诉他:“我们一切的作法都是根据圣经。圣经有的,我们才有;圣经没有的,我们不会要。”于是他问:“圣经里有‘复兴’这辞么?”我回答:“是的,圣经里有‘复兴’一辞,所以我们才叫复兴会。”日本军官就把我送他的圣经拿给我说,“你指给我看在那里。”在主的主宰之下,我正好打开圣经哈三2那一页,在那节哈巴谷祷告说,“耶和华啊,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。”立刻日本军官就被征服了。圣经有六十六卷书,一千多页,我能这么一翻,用手一指,就找到经节,他就知道我绝不是一个假传道。这才了事。
  晚上梦又来了,又是一只狗,但这次不是大狼狗,而是一只小狗。这只小狗从狗洞里钻出来看着我,很不好意思的对我摆摆尾巴,之后就跑走了。我一醒来,就知道没事了,没问题了。果真,隔天他们对我说,“李先生,我们年轻气盛,有轻慢的地方,请你原谅。我们请餐馆作水饺给你吃,也请理发师来替你理发。到了晚上,就把你平安送回家。”
  他们送我回家后,那周主日下午,我讲完道坐下来擘饼;当饼杯递过来时,我有点像彼得魂游象外,看见一只白狗在我跟前。这只狗既不像先前的狼狗,也不像那只钻洞的小狗。我便知道,日本人又要来找我了。
  果然,隔天他们又来了,很客气的向我说对不起,然后请我帮忙作点类似监视的事,我含糊的应付过去。下一周,他们又来了,问我有没有情报提供给他们;我只能说没有。又过了一周,我还是说没有。感谢主,正在进退两难之际,我突然吐血,倒了下来,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病,必须卧床静养六个月。消息传出去,日本人最怕肺病,就对我放了手,但规定我出入烟台,必须特别到宪兵队去申请。
  当时弟兄们建议我到青岛养病,但有些熟悉时局的弟兄劝我先不要动;我就在烟台养病一年。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,因着太平洋战事,日本人无暇注意我,我就把家眷留在烟台,逃到青岛再休养一年半。一九四五年八月,日本答应无条件投降。过没多久,共军就打进烟台。他们进烟台的头一件事,就是到我家找我。我的妻子托人带信告诉我千万不可回家。所有发生的这些事,在在证明主保守我,逃离日本人的手,也逃离共产党的手。
 
康庄大道之梦的应验
  一九四六年,我的肺病痊愈后,上海和南京的弟兄们要求我去,我就去了。之后,带进一个很大的复兴。一九四八年底,共产党过了长江。倪弟兄在一九四八年底和四九年初,紧急召开两次同工会议,决定要我离开大陆。
  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台湾,八月一日正式在台湾开工。在台湾的工作实在有主祝福,从一九四九年夏天,直至一九五五年,约莫六年的光景,各地召会人数,从三、四百人增长到三、四万人。一九五〇年起,我应邀到菲律宾;这样往来作工,约有十年之久。在南洋那里也满有主的祝福。一九六一年十月以后,我从台北去马尼拉,然后转往美国;留在美国约一年的时间。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,我清楚应当留在美国,开始主恢复的工作。十二月,我们有了第一次特会,正式把主恢复的真理带到英语世界。之后,主的恢复就扩展到了欧洲、大洋洲、非洲和南美洲等各大洲。
  这次我来到巴西,看见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此过召会生活,忠心为着主在这地恢复的见证,里头实在敬拜主。今天的光景,犹如在梦里所看见的康庄大道,旭日东升,前途无量。我实在觉得,这个梦一直在应验,我们乃是走在康庄大道上。
  我离开职业至今已超过五十年。这半世纪以来,实在能见证主是又真又活的,也是信实可靠的。只要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,我们所需要的一切,主就都要加给我们。(太六33。)你们离乡背景,在海外过生活,却在各面经历主的眷顾、保守与祝福,这都印证我们所事奉的主,是宇宙的真神,是又真又活,且信实的一位。盼望我们更多追求主,认识真理,操练灵,在生命里对主有经历。但愿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弟兄姊妹,都因着所看见的异象,忠信走这条生命的道路。愿主的道路兴旺,愿众人都蒙主祝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