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三、本庭判定原告没有一位是出名人物（Gertz V. Welch,〔1974〕418 U. S. 345, 41 L.Ed.2d 808, 94 S. Ct. 2997; Hutchinson V. Proxmire, 〔1979〕 443 U.S. 111, 135, 61 L.Ed.2d 411, 91 S.Ct. 2675），因此，按照Gertz V. Welch的原则，他们无须证明“确实的恶意”（明知其虚假或极度不顾虚实），来取得补偿性赔款。但是根据前述Gertz V. Welch的原则，原告必须证明“确实的恶意”，才能取得惩罚性赔款。原告等在此次审理听证开始时即指明，他们要证实“确实的恶意”；他们确实这样作了，本庭也感到满意。证据显示，每次被告声称要引用李常受的话，事实上几乎都是断章取义，加以曲解，为要达到预定的结果或结论。这由原告等的证词和梅尔敦博士（记录第16，18，23，46，48~49页）、沙礼巴博士（记录第109，114，117~118页，135页）、史达克博士（记录第162~163页，171~174页），以及葛逑思博士（记录第141~142页）的证词得着证实。此外，证据又证实，被告等也曲解了洛夫兰和史达克所写宗教改宗的社会学模式，企图捏造一套地方教会带领人与会友以欺骗手法吸收新会友的理论，并声称这理论是根据原告李常受的教训。该模式的作者之一史达克博士的证词，是本庭相信被告是有计划的故意的曲解（记录第162~163页，169，171~172页）。（St. Amant V. Thompson〔1968〕390 U.S. 727, 732, 20 L.Ed.2d 262, 267-8, 88 S.Ct. 1323）。不仅如此，达迪、亚历山大、布克里和赛阿的宣誓证词证实，被告出版毁谤陈述时，有时候是明知其不实，有时候则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。